1919年春天，陈云从青浦乡村来到热闹的上海，走进了商务印书馆。这一步不只是换个地方，更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在商务印书馆，他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从此走上了一条艰难的革命道路。

五卅惨案的惨烈让陈云内心深受震动。他和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们一起，热情投入了抵制活动的罢工游行，还参与了筹款办报和义卖《公理日报》等行动。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其实成了陈云政治觉悟觉醒的关键转折点。

他和几位核心成员悄悄碰头了三次，仔细商量了罢工的各项细节和行动方案。经过认真研究和周密安排，他们把时间定在了“秋销旺季”，这个选择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市场规律的准确把握。

罢工爆发后，资方想方设法在工人之间制造矛盾，企图削弱罢工的声势。陈云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情况，迅速向工人们揭露了资方的离间手段，同时积极采取措施，巩固工人队伍的凝聚力。

陈云在这场罢工中表现出色，他的指挥才能和协调水平令人佩服。他在年轻店员中越来越受欢迎，大家认为他为人实在，很有感染力。这次罢工不仅帮工人们争取到了利益，也让陈云获得了更多人的肯定。罢工结束后，经董亦湘和恽雨棠推荐，他在二十岁那年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党中央设立了党务委员会，陈云被选为其中一员。他办事严谨，特别在延安抗日时期表现尤为明显。当时，陈云主管中央组织部工作七年，由于党务委员会的日常事务由组织部管理，他经常亲自处理党内的纪律事务。

刘力功的故事很好地展现了陈云严格执纪的作风。刘力功是1938年入党的知识分子，在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都学习过。当组织派他去基层锻炼时，他却不肯配合，执意要去马列学院或回老家工作。

组织多次与刘力功耐心交流，试图说服他，但他始终不听劝告，坚决不服从党的安排，最后还提出了退党的要求。面对这种情况，陈云严肃地处理了此事。他对刘力功说：“以你现在的思想状态，回到家乡也不会发挥什么正面作用，你不该回去。”当刘力功执意要退党时，陈云明确表示：“不是你主动退党，而是党决定将你开除。”随后，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正式作出开除刘力功党籍的决定，并将这一结果公之于众。

1939年5月23日，陈云在《解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文章。他在文中仔细剖析了刘力功的所作所为，以此说明党员遵守党纪的至关重要性。陈云指出，在中国革命这场持久而艰难的战斗中，每一位党员都必须具备坚强的信念和严格的纪律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局势变动频繁，引发了一连串人事调整。邓小平从财政部长的位置上调任新设立的中央秘书长，财政部长的位置因此空了出来。这时，负责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向中央推荐了李先念，他当时担任中南局副书记和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上任后，实际工作中的出色表现验证了陈云的眼光和选人用人的正确性。

李先念在战争时期就曾独自掌管过关键战略区的运作，对财政经济并不算外行。然而，处理全国的财政经济事务，显然需要更专业的知识和更精细的操作。面对这些更高要求，李先念没有畏惧，他很快摸清了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门道，迅速成长为这方面的专家。

在陈云的悉心培养下，李先念不仅掌握了财经领域的专业知识，更成为陈云在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的得力帮手。正因如此，李先念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陈云是他事业发展道路上的引路人，是他学习如何做好国家经济管理的典范。

1971年7月的一个夏日，阳光正好，李赤意外地收到了一份邀请，这让他既惊又喜：陈云要亲自见他。怀揣着激动的心情，李赤准时到达了约定的地点。当他推开会议室的门，陈云那和蔼的笑容立刻映入眼帘，这温暖的问候让他原本紧绷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下来。

刚一见面，陈云就热络地握住李赤的手，招呼他坐到自己身边。两人聊着聊着，陈云不仅态度亲切，还特意递给李赤一把扇子。这份细心让李赤心头一暖，觉得这位前辈既有人情味又特别暖心。

李赤好奇地问道：“领导，今天叫我来是不是有重要任务？”陈云微微一笑，语气轻松：“别着急，咱们先聊聊。”随后，他详细问起了李赤的老家、什么时候投身革命，以及在工厂里干过哪些活儿。

陈云听后高兴地说：“原来咱们还有这样的缘分啊。”聊着聊着，话题转到了重点，他接着问：“你觉得现在厂里搞的那套军事化管理怎么样？”

李赤听到这个问题时心里咯噔一下，不过很快就平静下来。他想，既然陈云问了，自己作为党员，就应该有啥说啥，不能藏着掖着。于是他直接了当地说：“老实讲，这种制度确实不太行，搞不好还会带来麻烦。”

陈云点头示意：“你有什么想法？仔细讲讲。”李赤便将他长期在工厂的所见所感一一道来，详细分析了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陈云听完，对他的直言不讳和深刻见解表示赞赏：“你说得很在理，能够坦诚相告，看来你对生产一线的状况确实了如指掌。”

李赤谦逊地说："在工厂待了这么多年，我亲眼看到、亲身感受了工人们的日常，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这次交谈对李赤触动很大，虽然陈云当时处境艰难，但他那种坚持不懈、心系百姓的态度深深打动了李赤，让他对今后的道路更有干劲、更有盼头了。

1978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73岁的陈云作为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家，进入了他政治生涯的新篇章。尽管当时他只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名普通委员，但他在国家重大决策中的意见和力挺却有着重要分量。特别是在这一年，他公开表态支持邓小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一举动对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979年新年第一天，李先念把一份关于接下来两年经济安排的紧急报告送到了陈云手上，还特意附了一封急信，说明这事非常紧要。陈云认真看完后，觉得里面有些经济目标定得太高了，有点不放心。他直接说：“国务院说1979年的物资可能不够用，我觉得不能这样，宁愿把目标定低点。有些项目可以少搞点，这样计划才更靠谱。”

1月4日，陈云阅读了《国内动态清样》中的一篇文章，文中指出国家计委仍面临物资供应不足的问题。对此，陈云感到不悦，他在文件上做了标记，并向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发送了批注，明确表达了他对物资短缺问题的重视：“我认为，如果计划中存在物资缺口，那么这个计划就不可靠。”

邓小平非常重视陈云的建议，马上让国家计委重新研究计划方案。经过讨论，陈云和李先念提出的稳妥主张获得了中央的认可，成功遏制了计划过度膨胀的势头，为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了保障。

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一起给中央写了封信，提议在国务院下面成立一个管钱的部门，叫财经委员会，还提了几条怎么管好钱的建议。过了几天，3月21号到23号，中央领导们开会讨论了这个事，大家伙儿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全票通过了。

1995年1月的一个冬天，天气特别冷。那时候陈云因为生病只能躺在床上，但他依然保持着坚强的意志。就在那个月，他在医院的病床上，坚持着在《陈云文选》的新版补充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举动充分展现了他作为老一辈革命家那种强烈的责任感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4月10日中午，陈云的办公室接到了薄一波的电话，薄一波心里挂念着老战友，执意要亲自去看望。没过多久，薄一波就出现在病房门口，他像往常一样走到病床右边和陈云打招呼。听到薄一波的声音，陈云虽然说不出话，但眼神里透出一丝光亮。他费力地抬起手，示意薄一波走到左边，因为他的右耳已经听不太清了。

薄一波望着老战友的样子，心里一阵难过，他低声说道："老陈啊，大伙儿都惦记着你呢。"陈云脸上挂着笑容，可耳朵不太好使，时不时得让秘书再把薄一波的话复述一遍。临走时，陈云挥手告别，目光里满是老朋友之间的情谊和依依不舍。

1995年4月10日14时04分，陈云在医院平静离世，享年90岁。他长达70多年的革命经历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国家的崛起以及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陈云为党和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以及百姓安居乐业等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党史和国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